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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

乔尔·莫基尔

乔尔·莫基尔（Joel Mokyr），1946年出生于荷兰，美籍以色列裔经济史学家，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·H·斯托茨人文科学教授、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，特拉维夫大学埃坦·伯格拉斯经济学院教授。

2025年10月13日，乔尔·莫基尔、菲利普·阿吉翁和彼得·豪伊特被授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。由于“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”，莫基尔获得一半奖金。另一半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获得，他们“提出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”。

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·莫基尔。图片来源：美国西北大学网站

10月27日，距离获得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两周，79岁的乔尔·莫基尔到访北京并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。10月13日，因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，他和菲利普·阿吉翁、彼得·豪伊特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莫基尔向记者表示，中国人民的活力与雄心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入，令其印象深刻。

他补充说，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“硬件”上，也包括“软件”——高等教育。“这种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，最终会为中国经济带来丰厚回报。”

“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前提，是‘有用的知识’”

封面新闻：您因为“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”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您还曾提出“有用的知识”这一概念，能简单解释一下吗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在人类历史早期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显著变化，经济停滞是常态。然而，在过去的两百年里，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、稳定的增长。那么，是什么推动了如此巨大的、持续的增长？答案在于技术变革。

但仅靠技术变革本身无法解释经济增长，因为技术创新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几千年，此前并未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。增长为何能长期持续，必须满足若干重要的前提条件。最核心的前提是“有用的知识（useful knowledge）”，它由两个部分组成。

第一部分是指令型知识（prescriptive knowledge），也就是一套指导实践的“说明书”，告诉人们如何操作某项技术。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，社会掌握的技术知识主要依赖这种经验性的“做法”——人们知道“怎么做”，但并不知道“为什么这样做能行得通”。

第二部分是命题型知识（propositional knowledge），即关于规律的系统认识，也就是能够解释技术为何有效的科学原理。

只有当这两种知识相互结合、相互促进时，才能产生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，从而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。工业革命的突破源于首次在这两种知识间建立了强大的正反馈循环。这种独特的结合为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，首先在英国出现，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。

“理解原理，创新才能更可持续”

封面新闻：您提到要实现持续创新，仅仅知道某件事“怎么做”是不够的，还必须理解“为什么这么做”。能否举例说明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农民自古以来就知道，把动物粪肥撒在田里，第二年的收成会更好。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只是凭经验得知，世世代代如此延续。

直到19世纪，一批化学家开始研究土壤化学。他们发现土壤不仅需要硝酸盐、磷酸盐等养分，不同作物所需的比例也不同。到19世纪末，土壤化学的基本规律已被掌握，人们开始使用化学肥料——最初从秘鲁等地进口，后来可以在工业上自行合成。

这种科学认识彻底改变了农业。如今，世界可以养活80多亿人口，但饥饿依然存在，那不是因为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，而是由于战争、贫困和资源分配不当。我们之所以能养活全人类，正是因为理解了植物和动物的生理与遗传机制，而这些知识在1800年几乎不存在。

另一个例子是蒸汽机。1712年，英国人制造出可运行的蒸汽机。那时人们知道它能运作，但并不明白“为什么能运作”。解释这一点的科学——热力学，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展起来。一百多年间，工程师只能靠反复试验改进机器。而当人们真正理解热力学之后，就能更容易设计出效率更高的引擎，还据此发展出更高效的内燃机和其他热机系统。

这正是我想强调的：只有当我们理解了“为什么这么做”，创新才能更加可持续。理解原理，不仅能让我们改进现有技术，还能帮助探索下一步的可能。

“技术变革的速度，很可能越来越快”

封面新闻：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工业革命的起源，您是否认为当今在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与工业革命时期有相似之处？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相似的变革性时刻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在工业革命时期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正生活在一场革命之中。他们看到这里出现一些机器，那里出现一些发明。那些亲身经历重大变革的人，往往要等到数十年后回顾往昔，看到生活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，才能充分评估它。

如今变革的速度异常迅猛，我们正在见证许多领域的突破，比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遗传学、材料科学和能源。我认为，未来的人们回顾21世纪初的这几十年时，会意识到标志着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。但二十年后的变化可能会更快，相比之下，现在所经历的变革可能会显得缓慢。

创新的本质，使其天生就难以预测。在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，我们都可以做出合理预测，如人口统计、贸易或货币政策，但技术变革却难以预测。我们无法知道具体会出现哪些突破，只知道它们出现的速度很可能会越来越快。

“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以衡量生产率”

封面新闻：目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普遍放缓。您认为这是经济周期的影响，还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我其实并不相信当前世界的生产率真的在下降，我认为只是测量方法有误。如果能恰当衡量那些不在市场交易，但依然提升了人类福祉的商品和服务，情况看起来会大不相同。以新冠疫苗为例，它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巨大的——如果没有疫苗，我们可能至今仍要戴着口罩，居家隔离。然而，这项变革性的创新在全要素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几乎没有任何体现。

目前的生产率衡量标准是为生产钢铁、小麦和纺织品的经济体设计的，而不是为创造信息、先进医学和公共产品的经济体设计的。因此，我对当今衡量生产率的方式深表怀疑，是时候制定新的方法来衡量这种进步了。

“一个经济体要想繁荣，

就必须保持开放”

封面新闻：如果您可以向全球政策制定者就如何确保长期创新活力提供建议，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我认为开放是至关重要的。长期以来，我一直主张，一个经济体要想繁荣就必须保持开放。不仅在贸易上开放，更要在人才与知识的交流上开放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商品的自由市场，还需要思想与知识的自由市场。这意味着，人们应当能够自由旅行、自由选择生活和工作的地点，并分享他们的知识，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竞争优势而加以保留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美国政府最近对“H-1B签证”收取10万美元费用的做法并不明智。相反，美国应该用更开放的姿态去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——因为他们能为创新作出巨大贡献。我认为，中国鼓励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发展的做法是明智的。知识和人才流动得越自由，对所有国家都越有利。

此外，我相信创新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，两者合作的平衡点取决于行业特点。有些领域需要巨额基础设施投资，必须依靠政府支持，比如核能。而另一些行业则更适合交给市场。

“中国对教育和基建的长期投资，

将带来丰厚回报”

封面新闻：您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向好的最大底气是什么？要成为真正以创新驱动的经济体，中国还面临哪些挑战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惊人的活力与雄心，以及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入。以中国和印度为例，两国都有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，但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远远领先。从公路、铁路、到机场，中国的建设水平令人赞叹。

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“硬件”上，也包括“软件”——高等教育。仅在北京，就拥有数量众多且质量极高的大学。这种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，最终会为中国经济带来丰厚回报。

目前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需要重新调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。当然，我并不是主张完全的自由放任，政府彻底退出同样行不通。创新需要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，这是一种复杂但必要的关系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·诺斯所说：“他们彼此无法完全共存，也无法彼此分离。”

我对中国的潜力仍然充满信心。这里有无数充满激情的企业家、创新者，只要方向调整得当，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。

封面新闻记者张馨心专访乔尔·莫基尔。

“经济史是个小众领域，

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获奖”

封面新闻：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刻，您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最想告诉谁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老实说，我非常震惊。我从没想过会得奖，如果让我投票，可能都不会投给自己，我觉得很多人比我更值得。

那天我和妻子在同一个房间，我突然收到一连串祝贺邮件。我看着电脑说：“这些祝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其中一封写着“实至名归”，我心想，“实至名归？我做了什么？”这时我注意到手机上有来自瑞典的未接来电。我这才想起，今天正是诺贝尔奖公布的日子。我转头对妻子说：“会不会是他们？”她说：“快打电话回去！”于是我打了过去，对方说：“恭喜您，您获得了诺贝尔奖。”我们互相望着对方，完全不敢相信。

经济史在整个经济学中是很小众的领域。2023年、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涉及经济史领域，我以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不会连续第三年颁发给经济史学家，结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。

随后我才意识到，接下来的几个月生活将彻底被打乱。我要回复1500多封邮件、应付各种邀请和采访。其实，我最想的是尽快回到研究中，完成正在写的两本书。

“经济史提醒我们：

如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”

封面新闻：如您所说，经济史领域在经济学中并非一直处于主流。最初是什么吸引您投身这个领域？

乔尔·莫基尔：经济史并非经济学主流，但理应占有一席之地。我认为每个经济学博士都应至少选修一门经济史课程。我们西北大学有这样的规定，可惜多数院校没有。

我对历史的兴趣始于童年。五岁识字时，父亲书架上只有历史书，我便读完了它们。十岁时我已熟知欧洲史。中学时遇到一位博学的历史老师，她使我对历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要研究历史，经济史是后来的延伸。

我始终认为经济学家需要懂历史，就像生物学家必须了解古生物学，经济学家也要研究已消失的经济制度——封建制、奴隶贸易或封闭经济体。了解这些，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。经济史拓宽视野，提供更深层的视角。

研究经济史还有现实意义，现在很多人对现状不满，怀念“过去的好时光”，但经济史告诉我们：过去只是“过去”，并不“美好”。按物质标准看，从前的生活相当艰难：人均寿命仅30岁左右，近半儿童夭折是常态。而今我们享有充足食物、便捷交通、海量信息，生活水平是几个世纪前无法想象的。

经济史提醒我们已取得了多大的进步，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，如今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。

诺奖得主寄语

“年轻人要保持终身学习习惯”